很长一段时间，于亚男都不知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，只晓得自己已是一个死囚，这是那副冷冰冰沉甸甸的脚镣告诉她的。被押解离开萸江后，船在资江上漂流了一天一夜，黎明前靠上一个不知名的码头，下船后她睁大眼睛四处观望，夜色中尽是陌生的景物。她被塞进了某座监狱的单人牢房里，没有人提审，也没有人探望，一天到晚听不到什么声音。铁门上有个四方形的小洞，每日早晚，盖住洞口的铁板被抽开，一只手端着一钵陈米饭伸进来。如果这时她沉睡未醒，或者去接饭的动作迟缓了一点，那钵饭会坠落在地上，她只能从地上捡来吃了。墙角有水笼头和便桶。她没有洗涮工具，每日早晨含一口冷水漱漱口，然后将衣襟打湿擦把脸。后墙上有个小铁窗，微弱的光线从那里透进来。坐在幽暗的牢房里，她恍然遐想，沿着那一束光飞出去，也许会找到天堂吧？铁窗很高，她站在窗下仰头望去，能见到紧逼窗口的笔陡的岩壁，以及岩壁上悬吊着的藤条。
起初，每过一天，她都在墙上划一道痕迹，以记下来这里的天数。后来她就懒得做了。既然没有人提审，这就是说，她的案子已经有定论了，她只有静静地等待那一天了。她不怨天不怨地，只怪自己经历太复杂，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的忠诚。那一天本来早就来了的，水上飙的一念之差，使她多活了二十多年，多给党做了多少工作！为此，她感谢老水。唯一使她感到悲哀的是，二十多年后，她仍将戴着背叛者的荆冠走向刑场，成为革命的靶子；而她的遗体，很可能与那些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为伍，这是她不能忍受的。
这一天终于来到，她被押上一辆有篷的货车。汽车弯来拐去，颠簸了大约个把小时嘎然而止。下车一看，又是一个隐蔽的去处，一道高墙把一个院落圈在一个山坳里。她被推进一间小房，房里有一张书桌，一张木架子床，甚至还有一个脸盆架。房间的变化意味着她的案情的变化，刑场上的枪口可能已不再对准她了！惊喜的电流击中了她的心脏，她一阵晕眩，几乎站立不住。这时她才晓得，心底求生的渴望是多么强烈！
她在床上坐下，四肢无力，虚脱了一般。这时一个身材高挑的刀条脸走进来，在书桌前坐下，斜视着她：“你就是于亚男？”
“嗯。”她庄重地点头。
“你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，”刀条脸吐一口烟说，“我们不处决你了。”
“我能知道原因吗？”她习惯地拢拢短发。
“你的案子，有的人主张一了百了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，认为证据不足。我就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人之一。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，上面有了批示，”他用一根手指向上指指天花板，“上面说，可杀可不杀的不杀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，免得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哇哇叫；还说杀人不像割韭菜，人头落地就不可挽回，长不出新的来了，要慎之又慎。所以省委决定，对你采取慎重的态度，由我来重新审查你的案子。”
“谢谢你，同志。”她有礼貌地点点头。
“先别这么叫，在未证实你确是我们的同志之前，我们还只能将你当敌人看待。”他说。
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在没证实我确是敌人之前，你们应当把我当同志对待。”她说。
“你看，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，这不奇怪，你是被审查者，我是审查者。”刀条脸摆摆手，“我姓关，你就叫我老关吧！”
她问：“老关，你看过我写给地委的交待材料吗？”
老关说：“卷宗里所有的材料我都琢磨过了。在我看来，你若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，就是一个极为阴险的反革命分子。”
“你真觉得，我是你的敌人？”于亚男盯着老关，猛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水上飙处决她时，她也说过同样的话，声音不觉就颤抖了。
“我说过了，未确定你是同志之前，只能把你当作敌人。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，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，半点也马虎不得。现在正是镇反时期，敌人猖狂得很，对你保持高度警惕，是非常必要的，”老关口气缓和下来说，“先别管你是什么人，如果你真想搞清问题的话，要积极配合，提供线索，老实交待。特别是你改名之前，作为中共安华县执委委员和青龙山游击队队长的陈秀英的有关问题，一点一滴也不得隐瞒。”
“我没有丁点隐瞒，该交待清楚的，全写在材料里了。”她说。
“可是根据你的交待，不但没有问题，而且还应给你请功呢！”老关眯起眼睛。
“我确实没有问题呀！”于亚男摊摊手，眼神痛苦而迷惘，“现在我只是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知情的同志都牺牲了，时间又这么长了……”
“不是还有一个知情人蔡如廉么？”老关冷丁问道。
“他的话，你们信得过？”她说。
“可不可信，我们查查再看吧。”老关意味深长地觑她一眼，似乎抓住了她的什么破绽，转身背着手走了。
于亚男便在这间条件有所改善的房子里开始新的等待。她被告之不能迈出房门，就只在门内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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